我们党一向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都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今年１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重中之重，单列一项，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和鞭策。《意见》的贯彻和实施必将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两大类。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有作为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统治者，无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将它作为立国治国之道的理论依据。１７、１８世纪，一批启蒙学者著书立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为资本主义制度作理论论证，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２０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方的兴起，也是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它作为治党治国的根本，并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分不开的。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五大基本功能和重要作用。这五大功能是从总体上说的，不同学科所具有的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大体上可划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叫人文科学。属于这一类的有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简称文史类。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先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遗产，包括历史巨著、文学经典、哲学智慧、咨政经验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它在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方面有重大作用。这类科学对每个人、每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关系极大，其作用决不亚于自然科学。但是，在当前的教育中，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人文精神显然是弱项，急需加强。我们不但要提倡科学精神，更要弘扬人文精神。第二类是不包括文史哲等学科的狭义社会科学。属于这类科学的一般都是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这类科学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密切，积极服务社会，被视为越来越热的学科。第三类是理论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居指导地位。它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新理论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充分认识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论述，把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作用提到了极高的位置。

        理论建设是最根本的建设

        中国人民把产生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历史选择。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曾前赴后继，进行了几次大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探索，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时间，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理论，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８０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一般说来，理论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路线、方针、政策也就会随之而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认为俄国革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失败；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则无往而不胜。建国以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后来在长达２０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之所以先后发生了“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重大失误，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理论上的错误，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把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实施理论工程，首先要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８０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理论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新闻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指导思想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思想。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已是多元的，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亡党亡国，前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实践证明，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采取模糊政策。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应当有所区别，马克思主义也是从非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向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引导。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现在有人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散布马克思主义“死亡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误区重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虚构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指导学科建设和处理学术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给不同学派贴政治标签，而必须用学术方式，这就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为的是要创造一个适合于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双百”方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二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否则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一定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大事化小为学术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改革开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再次，要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学科建设搞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其他学科的建设。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时了；哪些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需要澄清。只有把这些是非界限搞清，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指导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创新，用创新理论指导学科建设。

        学风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有一个好的学风。毛泽东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时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第一次提出整顿学风的任务。他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今天重温毛泽东的这些教导，对我们仍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风问题很多，也很严重。一是打着“纯学术”的幌子，远离现实。现在学术界有一种风气，有人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算学问，而研究远离现实的问题才算学问，成果才有学术价值，从而他们研究的领域离现实越来越远，内容越来越偏、越来越玄。二是教条主义严重。学术理论界的教条主义，过去的主要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这些人对中国问题毫无兴趣，甚至一无所知，但爱卖弄，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实指苏联）。这种教条主义至今犹存。现时的教条主义更多的是崇拜西方，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教条主义，他们认为西方什么都比中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言必称“美国”。三是学风“浮躁”。有些人做学问不扎实，平时不注意积累资料，也不刻苦钻研问题，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就要写文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四是抄袭剽窃。学术界有人不讲学德，用别人的成果，写成自己的“专著”。有的研究单位流传一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有人自己不会独立写文章，但抄袭本领很强，“学术”成果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抄袭剽窃专业户。这已构成“学术腐败”，也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学术不端”。上述学风问题与当前整个社会风气不正、党风不纯有密切关系。但它毕竟属于学风问题。如果学风问题得不到解决，就难以出现优秀学术著作，更难以培养出好的学术带头人。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一要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称得上“精品”、“珍品”，甚至传世之作。二要培养造就出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人才，形成众多的学派，经过长期的培养和风气的营造，涌现一批杰出的理论家、各种学科的著名学者，乃至大师级的人物。

        总之，繁荣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意义十分重大。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也是治党治国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基础工程、生命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