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凯瑞
报告人：魏琪、任昭璇，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2024级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
一、 引言
该书分为两部分，即传播与文化和技术与文化。作者系统阐释了其传播观，并反对美国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他认为应该将传播看成文化，声称自从其踏进传播领域，就发现传播学的主导研究范式是一种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作者在该书中比较了传播研究中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之间的争论，认为争论本质涉及客观主义和主观表达的关系。
本书以文化研究为视角，重新审视传播的本质与社会功能，突破了传统传播学“信息传递工具”的功利框架，提出传播的核心是文化意义的构建与社会秩序的维系。通过对多学科理论的整合与历史案例分析，揭示了传播技术、文化实践与社会结构的深层互动关系。
二、 作者简介
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1934-2006）是媒介理论家、批评家，以及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曾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教授，并被誉为“美国本土的批判学者”。其著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电视与新闻》《转变时代观念》。詹姆斯•凯瑞的传播学研究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思想深受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拉扎斯菲尔德的效果研究模式盛行的背景下，他提出传播“仪式观”，开辟了传播学研究的又一途径。
三、 核心内容
（一） 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杜威的传播观：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提出“传播是最为奇妙的”，其“传递观”强调信息的有效传播与控制，而“仪式观”则更关注共享信仰和身份纽带。这两种观念在美国文化中相互影响，但学术界对“仪式观”的重视相对不足。
文化的重要性：尽管科学在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文化的意义并未因此被削弱。传播的“仪式观”反映了对有序社会文化的追求，如宗教活动中的集体仪式便体现了共同身份的纽带。
传播与文化的关系：通过比较“传递观”与“仪式观”，文章指出传播不仅是信息工具，更是文化深层意义的体现，强调了文化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
（二） 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通俗文化的争论：二战至朝鲜战争期间（1940s-1950s），美国学术界围绕通俗文化的性质展开激烈讨论。德怀特·麦克唐纳等保守派认为通俗艺术侵蚀传统文化，C·Wright Mills等左派则关注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传播学的局限：传统传播学研究忽视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导致对艺术与社会生活的理解不足。例如，好莱坞电影的兴起被批评为商业化对艺术的侵蚀。
文化理论的发展：随着争论逐渐平息，焦点转向现代社会结构与权力统治，文化理论开始深入探讨传播的社会功能。
（三） 对“大众”和“媒介”的再思考
理查德·罗蒂的诠释学：罗蒂主张通过会话解放思想家，促进学者间的相互理解。他反对执着于普遍真理，而是提倡文明互动，形成新的社会联系。
电报的影响：电报作为19世纪的重要发明，扩大了人际传播范围，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形式。例如，电报使跨洲通信成为可能，促进了商业和政治领域的高效协作。
笛卡尔与维柯的立场：笛卡尔强调起点的偶然性，而维柯则关注表现主义的客观性，两者共同表明现实由人类行动造就。
（四） 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
知识的性质与目的：大众传播学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传统框架的束缚，尤其是功利主义的解释模式。文章呼吁重新审视社会秩序与行为动机的联系。
文化研究的价值：文化研究方法能重新定义自我，关注媒介效果与功能的讨论，推动文化概念的深入理解。例如，韦伯的“文化科学”强调人类行为的主观性与社会结构的客观性。
未知领域的探索：文化研究的勇气在于追求未知领域，挑战现有研究方法的限制，以揭示真理与知识的不确定性。
（五） 电子革命的神话
桑顿·怀尔德的《第八日》：小说描绘了1900年庆祝世纪之交的场景，反映美国人对变化与希望的期待。“第八日”象征新纪元的到来，强调对未来充满信心。
电子技术的信仰：麦克卢汉认为电是人类的伟大施主，推动社会变革；布热津斯基则强调电子技术的转型使命，认为技术应实现民主与技术的兼容。
地方文化的侵蚀：尽管电子技术带来机遇，但也引发了地方文化的侵蚀问题，例如全球化语境下本土语言和传统的消逝。
（六） 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
哈洛德·英尼斯的传播理论：英尼斯的著作《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展示了传播技术对空间与时间的深远影响，例如印刷术改变了知识保存方式。
反冷战立场：英尼斯不仅关注传播技术本身，还捍卫大学的传统，表达对冷战政策的批评态度。
北美文化的独特性：英尼斯的理论体系反映了北美文化的独特性，强调学识与民族文化的关联。
（七） 未来的历史
F.L.Polak的未来观：Polak在《未来的幻象》中探讨了人类对未来的迷恋，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精确计时设备的兴起增强了预见能力。
乐观主义复兴：未来被视为进步、和平与民主的时代，公众通过对未来的激励抵制对过去的兴趣。例如，经济萧条时期人们仍对未来抱有希望。
虚假意识：南文斯指出，信仰的统一可能成为逃避现实问题的“虚假意识”。
（八）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
亨利·亚当斯的自传：描述了18世纪波士顿与电报、铁路等科技进步的联系，标志着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电报的变革：电报改变了信息传递方式，成为商业工具与思考工具。例如，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垄断了电报控制权，推动专利争端。
社会互动的变化：电报不仅影响传播与运输的关系，还重塑了社会互动与意识形态，成为科技进步的分水岭。
四、 研究范式创新
1、批判功利主义框架
呼吁超越“媒介效果”量化研究，关注传播如何通过文化实践建构社会现实（如韦伯强调行为主观性与结构客观性）。
2、倡导跨学科对话
罗蒂诠释学推动学者通过“会话”解放思维；笛卡尔与维柯哲学佐证“人类行动创造现实”。
3、坚持文化自主性
在科学主导的时代，重申文化对社会整合的核心价值（如电子时代仍需守护地方性知识）。
五、 启示与反思
本书预言了数字时代的核心命题：当算法媒介进一步延伸人类感官（麦克卢汉），我们更需警惕技术决定论的陷阱。追问：媒介全球化是否必然导致文化同质化？如何通过传播实践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正如英尼斯对冷战政策的批判所示，传播研究必须保持对权力结构的警觉，方能在技术狂潮中守护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的主体性。
六、 结语
合上《作为文化的传播》，仿佛经历了一场关于“意义”本身的深刻对话。它有力地剥离了传播学长久以来披挂的“工具理性”外衣，将其内核“文化意义的创造与维系”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詹姆斯·凯瑞的洞见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传播的新维度：它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社会得以凝聚、身份得以确认、现实得以构建的“仪式”。
编辑：魏琪、任昭璇
初审：刘露
复审：许婧
终审：查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