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悦读坊】 《说服与认同》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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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百精

出版:2014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报告人:朱怡凡、余洪燃,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2024级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

一、 引言

《说服与认同》围绕说服、认同两点展开,探讨其作为功利性沟通形态,如何通过立言、修辞、叙事、宣传等方式影响认知、态度与行为。书中不仅涉及中西方思想如先秦“三不朽” 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还分析现代性转型下的话语权分配、认同危机,强调以对话主义重建信息、利益、价值共同体,结合艾维・李、伯内斯等案例,融合多学科视角,构建跨时空的说服理论框架。

 

二、 作者简介

胡百精,1995 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先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传播学与公共传播研究,出版《说服与认同》《中国公共关系史》等多部专著,主编 “中国危机管理研究年度系列报告” 6 部,译有《舆论的结晶》等作品,发表 20 余篇代表性论文。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院长助理、传播系主任、执行院长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及副书记,承担多门课程教学,曾获国家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荣誉和宝钢优秀教师奖等称号。2023 年 6 月起,胡百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现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教育部新闻传播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包括:

《说服与认同》2014年

《中国公共关系史》2014年

《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2014年

 

三、 研究方法

(一)跨学科融合法

融合传播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如借助社会学的现代性理论分析认同危机,运用哲学的话语分析探讨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引入心理学的自我效能理论解释说服局限。

(二)案例研究法

以历史事件与现代实践为样本,如分析先秦行人游说(叔孙豹、子产)、美国公关发展史(艾维・李处理科罗拉多煤矿罢工、伯内斯策划女性吸烟运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的公共讨论等,通过具体案例阐释说服机制。

(三)比较研究法

对比中西方说服传统的差异,西方以修辞术(逻辑、证据、技巧)为核心;中国以伦理感化(道德榜样、情感共鸣、以德服人)为根本。西方强调理性与事实;中国更依赖历史经验、权威(圣贤、经典)和人伦常情。以此揭示说服实践的文化语境差异。

四、 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点首先体现在跨学科的视域融合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上。作者突破单一学科局限,将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熔于一炉,如借助社会学的现代性理论剖析认同危机,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解读说服背后的知识与权力合谋,实现了多维度的理论透视。同时,研究从“古 — 今 — 中 — 西” 四个维度系统梳理说服思想遗产,既追溯先秦 “三不朽” 与古希腊修辞学的本源,又结合现代公关实践与社会运动,使历史发展脉络与理论逻辑演进相互印证,构建起兼具纵深感与整体性的研究框架。

其次,书中结合了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分析框架,以及引用了“戏剧五因”“议程建构”等理论模型,为说服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概念工具。作者尤为强调对话主义转向,指出现代社会的说服范式应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平等、均衡的对话范式,并进一步探讨对话伦理的建构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说服机制的理解,也为当代社会处理公共沟通、化解认同危机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引,实现了学术创新与现实关怀的结合。

五、 全书梳理

(一)立言:说服的本源与职志

 “立言” 以先秦 “三不朽” 为核心,《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视立言为不朽之业,如叔孙豹、臧文仲以言传世。此思想奠定说服者 “以德立言、以言建功” 的职志。现代公关中,艾维・李 “讲真话”“开明自利” 的原则,是立言在当代的实践。立言非单纯技巧,而是通过话语建构认同、维系共同体的伦理行为,贯穿于先秦行人到现代公关的说服传统,体现 “修辞立其诚” 的核心理念。

(二)修辞:说服的策略与原则

 书中梳理了“修辞” 部分聚焦说服的策略与原则,以亚里士多德 “三要素” 为核心:品格(Ethos)强调说服者需具明智、德性与善意,如季札挂剑显信义;情感(Pathos)注重调动听众情绪,如梭伦以挽歌激发雅典人斗志;逻辑(Logos)通过 “或然三段论” 论证,如 “真理存乎意见交换”。新修辞学派代表伯克提出 “认同” 理论,认为修辞核心是通过同情认同(情感共鸣)、对立认同(共同敌人)、曲同认同(符号象征)构建共识,突破传统说服的单向性,强调无意识因素在认同中的作用,为现代说服提供了更动态的理论框架。(看不出是作者观点还是伯克观点,应该概括的是作者观点)

(三) 叙事:说服的结构与语境

 “叙事” 部分围绕说服的结构与语境展开,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提出叙事包含功能层(承载核心价值,如《狐妻》的 “业缘” 宿命)、行为层(人物欲望冲突,如《天龙八部》萧峰抉择)、叙述层(叙事者与受众互动,如《老男孩》怀旧共鸣)。作者认为,伯克 “戏剧五因”(行为、执行者、方法、场景、目的)强调语境营造与角色塑造,如伯内斯策划宝洁肥皂雕刻大赛,以 “创造仪式” 激活场景认同。叙事通过构建象征世界凝聚认同,其结构稳定性源于对人性与神性价值的承载,是说服实践中连接事实与意义的关键纽带。

(四) 宣传:说服的运动与操控

“宣传” 部分探讨说服的运动与操控形态,将宣传分为三类:白色宣传信源明确(如一战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发布新闻),黑色宣传伪造信源(如纳粹制造谎言),灰色宣传信源模糊(如暗示性舆论操作)。策略上采用咒骂法、粉饰法、转移法等,如通过 “自由火炬” 符号转移对战争的负面认知。宣传作为语言运动,致力于渲染象征世界,借群体心理(如勒庞 “乌合之众” 理论)操控认同,虽常被诟病为 “语言暴力”,但在现代社会动员中仍是凝聚共识的工具,其效能源于对人性欲望与偏见的精准把握。

(五)话语权:说服的权力与分配

 “话语权” 部分聚焦话语与权力的互构关系,以福柯 “话语即权力” 理论为核心,指出话语由知识与权力合谋建构,历史叙事本质是强者的合法性建构。传播学领域的议程设置理论呈现三重视角:媒体中心论强调其设置公众议程功能,消息来源中心论揭示权力主体主导议程,协商论则关注多元主体互动,如美国 “扒粪运动” 通过调查报道推动食品安全立法。现代社会话语权表现为 “毛细血管” 式控制,而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民主推动话语权再分配,促使说服从单向支配转向多元协商,凸显话语竞争在认同建构中的核心地位。

(六)现代性:危机与认同困境

“现代性” 部分聚焦现代性转型对说服与认同的深刻影响。现代性以理性、进步为核心,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但引发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凋零等危机,如美国 “镀金时代” 的垄断与道德失序。吉登斯、贝克等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性导致认同危机与社会分裂。书中强调,说服作为共同体黏合剂,在现代性转型中至关重要,如美国进步主义运动通过公共讨论凝聚改革共识,且说服范式需从单向操控转向双向对话,呼应哈贝马斯 “交往理性”,以应对现代性带来的认同困境。

(七)共同体:认同的凝结与秩序

“共同体” 部分提出信息、利益、价值共同体的递进框架。信息共同体以透明沟通为基础,利益共同体侧重公平互惠,价值共同体则靠信仰凝摄。书中指出,说服是共同体的黏合剂,如美国进步主义运动通过公共讨论形成改革共识。现代社会需通过对话主义构建三类共同体,在互联网时代话语权再分配背景下,以价值同构实现深度认同,化解现代性带来的分裂危机。

(八)对话主义:说服范式的转型

 “对话主义” 部分强调说服范式向双向平等对话转型。巴赫金认为对话是自我存在的条件,阿伦特倡导公共领域的 “积极生活”,哈贝马斯提出 “主体间性” 与 “交往理性”。书中指出,互联网时代话语权再分配,对话成为构建认同的通途,需在信息、利益共同体基础上,通过价值协商实现深度认同,呼应现代性危机下 “重建意义世界” 的诉求,为化解认同分裂提供理论路径。

(九)对话伦理:说服的道德基础

 “对话伦理” 部分探讨说服的道德基础,阿佩尔、哈贝马斯提出程序伦理,强调对话需遵循平等、真诚、无强制原则,如协商民主中的议题讨论。书中还探讨程序伦理与实质伦理的融合可能,指出对话不仅需形式正义,更要兼顾德性伦理,如企业危机公关中既坚守沟通流程,又践行诚信原则,为现代社会构建负责任的对话秩序提供伦理指引。

六、 全书总结

《说服与认同》系统探讨说服与认同的内在关联,构建跨学科理论框架。上篇剖析立言、修辞、叙事、宣传、话语权:立言以“三不朽” 为职志,修辞依亚里士多德三要素,叙事借三层结构建构象征世界,宣传分三类策略操控认同,话语权揭示知识与权力合谋。下篇聚焦现代性困境,指其引发工具理性膨胀等问题,提出信息、利益、价值共同体框架,借对话主义推动说服向“双向对话”转型,探讨对话伦理融合。本书创新在于跨学科融合、历史梳理及 “共同体框架”“对话转向” 理论建构,为现代认同建构与危机化解提供理论指引。

七、 评析与思考

《说服与认同》以跨学科视角构建了说服理论框架,具有启发性。然而,其部分讨论仍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对于“如何在数字化时代重构说服伦理”等深层现实问题,未能提供充分的解答。书中强调了对话主义转向与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但对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兴传播形态下的说服机制探讨不足,未能清晰阐明技术变革下说服范式的具体革新路径。这一局限在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等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显得尤为明显。

随着互联网话语权的再分配,学界在“非对称说服”、“情感劳动在认同建构中的角色”等领域已取得新进展(如探索利用区块链技术程序化约束对话伦理)。相比之下,本书对这些前沿动态的回应略显滞后。

书中将新闻视为“框架”的隐喻颇具洞见,由此引发出更值得深究的问题:若打破传统说服框架,依赖去中心化对话构建认同,共识凝聚的效率是否会受到影响?算法能否超越其工具属性,成为构建价值共同体的新型“修辞工具”?这些关键问题的深入探讨,亟需结合数字时代鲜活的传播实践。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作者的理论框架无疑为后续探索奠定了极具价值的基础。

 

编辑:朱怡凡、余洪燃  

初审:刘露  

复审:许婧  

终审:查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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