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高等教育思想

伍德勤

摘 要 ：毛泽东主席很关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 。开始他提出“以俄为师”，按照苏联的模式来构建新中国高等教育框架的思想。毛泽东1958年的“大跃进”思想又导致了脱离实际地盲目发展高等教育。毛泽东的高等教育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阶级斗争，政治挂帅；二是强调生产劳动，实践经验。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中，既有重视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合理内核，又有过分突出政治教育和忽视理论知识学习的不足之处 。

关键词 ：毛泽东；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挂帅”；高等教育与生产相结合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很重视创办和发展高等教育。如湖南自修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等。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革命战争的需要，高等教育以它特有的方式发展着，既无统一的学制，也无固定的程式，强调内容的革命性、形式的灵活性、效果的速成性。对此不再详述，本文主要谈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以俄为师，创建我国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俄为师的，但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应如何发展呢?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1]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也确定了“以俄为师”的方针 。新中国建立后，立即着手创办苏联式的正规大学，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

    新中国刚成立，中央就决定创办一所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苏联式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949年1月12日刘少奇同志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报告了人民大学的筹备经过。12月16日，政务院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在1950年到1957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成为全国聘请苏联专家最多的高校。为了总结推广人民大学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高等教育部于1954年4月召开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方面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

    1950年5月22日，中央教育部第一次临时部务会议上，首次邀请苏联专家阿尔辛节夫在会上介绍了苏联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和有关教育制度。他还应教育部邀请对北京各个大学教授介绍苏联高等教育研究指导组的情况，此后，我国各大学纷纷成立了教研组。1952年底，高等教育部成立后，聘请苏联教育专家福民为首席顾问。他对我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专业设置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拟订曾起了重要作用。1949-1959年间，我国高校共聘请了苏联专家861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制订了高校的各种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促进了高校科研和教学工作。同时，也顺利地进行了高校的院系调整，结束了院系庞杂、专业分布极不合理的状况，初步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但由于缺乏经验，加之教条主义的影响，在“以俄为师”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的情况。如一度照搬苏联的教师工作量制度；在考查学生的过程中曾一度否定笔试的作用；在制定学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问题上，过于强调正规化和整齐划一。但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纠正。毛主席在1957年3月同7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时，就提出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是否合适”的问题。同年6月，高等教育部下发通知将当时各类专业各年级的统一教学计划和各类课程的教学大纲都改为参考性文件，各校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可由学校根据高教部所订的有关原则，自行制订，报高教部备案。

    二、脱离实际的理想，导致高等教育“大跃进”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1956年，他发表了名作《论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强调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力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生产的发展，全国出现了群众办学的热潮。1958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城乡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教育上也刮起了严重脱离实际的“跃进”之风，在高等教育方面尤其如此。1958年1～8月，全国新办的高等学校达800余所，至此，全国高等学校已达1000所 。但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又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争取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做到使全国的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2]由于盲目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限，加上中央又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教育事业发展失去了控制。对此，周总理虽然也曾指出高校建设要控制数量，保证质量^[3]，但从1959年下半到1960年上半年，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全国再次出现大办高等教育的热潮。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很快看到了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给教育质量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1961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会议，决定压缩高校规模。1961年 12月 又召开了第二次调整会议，进一步压缩规模，确定保留高校774所。到1963年底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1289所裁并为407所，在校学生由 96万人压缩为75万人。为了使高等教育走上正轨，还着手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邓小平于1961年8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高教六十条》进行了细致地讨论。9月15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正式发布试行。《高教六十条》主要明确了几个方面：保证以教学为主，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它使高校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三、强调政治挂帅，高等教育必须坚持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认为阶级斗争不仅是社会的三大实践之一，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本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毛主席在1957年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亲自定下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调子。1964年7月5日毛主席同侄儿毛远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进行了谈话。毛主席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呢?”^[4]后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这篇谈话纪要，并要求各高校认真学习、讨论。9月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1965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通知，要求组织高等学院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师生22万多人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校参加“社教”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为后来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到1966年，毛主席又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后来，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就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批判、打倒资产阶级学者和学术权威”的最重要的根据。实际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从高等学府开始的。1966年5月25日下午 ，聂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接着，北京55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迅速掀起了揪斗校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浪潮 ，学校工作陷于瘫痪，教学秩序被打乱。6月初，全国开始大动乱。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揪斗教师和干部的事件。7月宣布大中学校 “放假闹革命”，并批判旧的考试招生制度，导致大学停止招生达四年之久(1966～1969年)，停止派遣和接受留学生达六七年之久，停招研究生达十二年之久。从1970年开始，个别学校试招工农兵学员，1972年全国正式招生，但主要是根据家庭的阶级出身采取推荐的办法招生，每年仅招4万余人，学制由4～6年缩短为2～3年，而且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这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造成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人才断代现象。同时，乱撤乱并高等学校，使高校损失惨重。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全日制正规高校还不到 400所 。

    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泽东主席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6]所以，他除了一向坚持阶级斗争外，也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一切知识、理论都来自于社会实践，尤其是生产活动。因此，毛主席一直反对死读书，要求学校教育打开大门面向社会，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高等学校尤其应如此。1958年1月，毛主席在《工作方法(草案)》中提出：“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厂，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7]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在视察天津大学时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8]9月12日，毛主席在视察武汉大学时又说道：“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9]随后许多高等学校修订教学计划，将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大量安排劳动课，有的高校的系科甚至把师生拉出去专门从事生产劳动。1958年9月21日至10月2日，农业部在南京农学院召开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育结合生产的经验交流现场会，着重讨论研究从下半年起把高等农业院校师生一律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的措施。10月5日至21日，林业部召开了全国高等林业院校座谈会，确定把高等林学院系的全体师生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1～2年。这种极端的做法，严重地影响了高校系统的理论知识的教与学，降低了教育质量，同时也造成了滥办大学的局面。

当时中央有些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59年5月周总理在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就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主导方面，因为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10]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高教六十条》也基本上纠正了当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指出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求高校将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安排得当，以利于教学等。但毛泽东主席仍然注重高校的社会实践。1961年7月30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酝酿《高教六十条》之际，毛主席还写信庆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三周年。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的确是很好的。”“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地也应有这样的学校。”^[11]1964年8月29日，毛主席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又谈到：“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12]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再次指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同时还谈到：“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13]1968年，毛主席在《人民日报 》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话，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4]（即“七·二一”指示）。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根据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办起了第一所“七 ·二一”工人大学。随后各地陆续办起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招生的“七·二一”大学。到1976年，全国共有“七·二一 ”大学 33374所，在校生达148．5万人。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以后，根据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又办起了一批“五·七”大学。到1976年，全国共有“五·七”大学（包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7449所，学生达92．28万人。这两种学校在“文革”期间对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对劳动者进行继续教育的一种新探索。

总之，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关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中国建立后，他虚心向苏联学习，大量聘请苏联专家。当“师俄”出现教条化，脱离我国国情的时候，他又及时地进行了纠正。但作为一个落后的新的国家的领导人，由于他过于迫切希望国家富强，人民都能受到高等教育，所以，他要“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生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政治挂帅，这种重视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思想，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他更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都在为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所以他坚信教育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生产劳动者，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所以，在他的高等教育思想里，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是阶级斗争的职能和生产斗争的职能。从哲学的高度说，毛泽东高等教育思想的精髓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但他在高等教育思想方面所犯的错误也正是因为理论脱离了实际所致。他是一位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当他的理想在脱离实际的情况下付诸实践时，就难免要犯错误。但这种错误不能全归咎于他个人，或许还应该归咎于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所奉行的“哲学”。

参考文献：

[1][1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83-84．223．

[2][3][4][5][7][8][9][1O][11][12][1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32．250．370．367．212-213．229．231．250．296．366-367．389．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作者简介：伍德勤，合肥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教授。

（本文发表于《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