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大学思想及德国大学模式向现代化的转化

穆桂斌  董靖涛

摘　要：在洪堡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理想指导下，德国建立了被称为现代大学的柏林大学。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性文理大学和工科大学促进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同时也实现了德国大学向现代化模式的转化。

关键词：德国；洪堡；大学模式；现代化

一、洪堡的大学思想

洪堡（Frevedrich Wilhelm Von Humboldt），于1767年生于德国波茨坦的一个贵族世家，20岁前受家庭教师指导，1787年入法兰克福大学，次年春转入当时德国学生数量最多和质量最高的哥廷根大学。1789年7月结束学业，开始赴巴黎和瑞士旅行，后曾任柏林高等法院候补官员。1794-1797年，在耶拿当家庭教师，结识了歌德和席勒，从而深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1809年，出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1810年辞去教育厅长的职务，开始长达十年的外交生涯，1819年，洪堡脱离仕途，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对语言学的研究，直到1835年逝世。

在教育史上，洪堡的名字是与柏林大学连在一起的，他不仅参与筹办这所大学，而且根据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确立了大学的主旨和方向。洪堡在柏林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实施习明纳教学^[1]*、自由选课、自由研究等方法，都集中反映了先进的教育观，实践了一个时代的崭新的大学理念。

第一，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

深受新人文主义影响的洪堡主张学术自由。他认为，古希腊精神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而这些唯有在大学、在大学的科学和学术研究中才能唤醒，才能形成，自由的学术研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因此，洪堡把学术研究自由作为新大学的最高理想和中心任务。洪堡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最为主要职能的做法，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应该是第一位的。在科研与国家的关系上，洪堡主张，科学研究不能由政府下令规定，只能任其自由发展；科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以及方法和途径，必须留给科研工作者自主地解决，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只是提供工作所需要的设备和条件以及合理的制度。学术自由是教师和学生从事高深科学研究的保证，包括教师的教学自由和学生学习的自由两个方面。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包括选科、选择教师和转学的自由。

第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理想。

在教育史上，洪堡是首先提出大学教学应与科研相结合的人。洪堡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的做法，主张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起来，只有教师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称得上大学教学或者大学学习，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于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而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乃是取得新的知识。于是大学不再是以博览群书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在柏林大学，科学研究是教授的正式职责，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位的职责。

简要地说，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洪堡大学思想的核心，在洪堡大学思想的影响下，柏林大学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风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主旨，洪堡提出的“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新大学的校观。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现代大学的产生

（一）时代背景

欧洲自15世纪以来，先后经历了多次重大的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运动，如震撼世界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等。18世纪英国掀起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主义的基础，促进了人文思想的发展，为欧洲最先爆发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大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在德国，推翻教会的宗教改革导致了教育的衰落，宗教改革向独揽文化和教育大权的教会进行了全面而猛烈的攻击，从而导致的整个教育制度的巨大震荡，对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的打击是具有毁灭性的，与天主教会密切相关的旧大学象天主教一样受到唾弃。此时的德国大学虽然出现了讲座制等富有生命力的新气象，但从整体上看，德国大学的实际情况仍然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仍难以进入大学的校门。经过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破坏，大学更是呈现过时、衰亡的迹象。

德国大学呈现衰亡的迹象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出现了新的转机。这是由于德国国内工业革命和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人才，极大地促进了中等教育的改革，首先设立实科中学，乃是借鉴英国工厂教育而发展起来的正规专业教育形式，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产生，预兆着古老的教育观的突破，对德国的大学改革有着重大的影响。

     1694年，哈勒大学正式开办，采纳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并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而成为振兴普鲁士的新的基石。此后，1734年，哥廷根大学开始上课，两年后，正式举办了开学典礼；1743年，以哥廷根大学为榜样，创建了埃朗根大学。以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呈现出新的气象，它们均由普鲁士邦政府资助和控制，采用本国语教学，在观念和课程上体现了现代化的趋势。

（二）现代大学的产生

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中世纪大学，随着社会的进步日益显示出不适应性及保守性，其古老的传统大学观要求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把最正统的信仰传统教给学生，以实现其宗教的培养目的。德国在其大学改革运动中，诞生了哈勒、哥廷根和埃朗根等一批带有现代气息的大学，但其兴奋点依旧是落在教学上，即传授知识，而科学研究尚未确立为这些大学的一项职能。现代大学的产生是以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建为标志的。

柏林大学是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开办的。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争中被拿破仑击败，从而被迫签定了屈辱的梯西特和约，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所有领土。哈勒等一批大学也毁于一旦。战败后的德意志人决定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失败，他们不顾战后的极端贫困，决心建立一所全面表达普鲁士的新大学来代替哈勒大学，并体现德国的新大学观。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长，1810年，柏林大学由于洪堡的努力而建立，从而揭开了大学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柏林大学的创建与洪堡的大学理想是紧密相连的。柏林大学自创建之初起，就将致力于高深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任务，把教学授课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卓有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的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不再是博学，而是要求其在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建性的科学研究。可见，柏林大学的兴奋点是始终放在科学研究之上的，而科学研究则成为柏林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

学术自由的原则在柏林大学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柏林大学的学生拥有批评学校和学生自治的权利，拥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可以选科、选择教师，并拥有转学的自由；其它如教授治校；校长一年选举一次；大学校长及教授仅负责学术性的工作等，都成为德国大学教育的特色。而同时代的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于1789年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新生的资产阶级政府把保守的大学全部取消；英国虽然繁荣，但是这样的繁荣并不是大学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工厂中普遍实行的学徒制和广泛设立的职工教育讲习所的作用，这反倒给大学保存传统的保守的贵族风格提供了条件，以为经济繁荣不需要大学改革，18世纪的英国大学依然顽固地坚持注重古典人文学科，注重绅士教育的悠久的学术传统。与此相反，德国大学里则洋溢着时代的新精神，德国人对大学寄予厚望，不仅仰仗大学来解决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对民族兴亡的大事，也期待大学提供解决的方针和解决的动力。这也是现代大学产生于封建制度最为严密的德国，而非当时先进的英国和法国的原因。

三、实科教育和工科大学的发展

德国19世纪的发展繁荣除了得益于柏林大学的改革外，还得益于随着柏林大学的出现而迅速兴起的实科教育和工科大学。这也是19世纪许多国家模仿学习德国大学而成效甚微的原因之一。柏林大学所注重的是纯理论研究，而且在起始阶段仍以人文学科为主，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格，注重自由文雅教育的传统而排斥专业教育，与社会发展仍有很大的脱节。是实科教育和工科大学填补了柏林大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空白，搭起了从研究性大学的纯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需要的桥梁，从而也给研究性大学找到了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良好的应用渠道，并为大学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科研经费。

随着柏林大学的建立，德国各区各市纷纷兴办新校，其中工程教育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到19世纪20年代，全德国每区每市均有一个多科研究所和多科技术学校，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工业教育网。多科技术学校的发展，为德国赶超英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也为德国达到经济振兴和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工科大学使德国在18世纪70年代“一夜间从谷物出口国变成了机械出口国”。但是，由于德国柏林大学确立的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使工科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压制，工科大学被贬斥为不注重研究的非学术性机构，反对给予博士学位的授予权。但是鉴于工科大学在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1898年德国威廉皇帝亲赐柏林等工科大学以博士学位授予权。

工科大学的发展，使我们看到德国高等教育模式已朝现代化迈出了更为重要的一步。一是实行了大学与教会的分离，国家管理大学，大学应当为国家发展服务；二是宏观上实行国家集权管理，微观上让学校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给予相当的学术自由，允许大学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三是改革单轨制为多元制，允许高等教育设置各种层次的学校来满足经济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四是实行习明纳教学，坚持科研为主，注重在科研工作中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科研方面的博士，特别是工科博士。这些在当时的欧洲都是很有创建性的。德国高等教育是文理大学和工科大学以及多科技术学院的综合体，它们各自承担着社会发展的重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促进了1871年德意志民族经济的腾飞。正象创建新大学时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新大学担负起了民族振兴的“精神源泉”的使命。

参考文献:

[1]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3][德]弗·鲍尔生，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4]张慧明.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

（本文原载于《邢台师范高专学报》2002年第3期）